一直以来，Lisa呈现形象都是韩国流行音乐（Kpop）中Girl Crush（暂译，女孩的爱）世代的典范。“Girl Crush”被用于描述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风格或者才华的欣赏，这种欣赏无关浪漫。“Girl Crush偶像”是指那些能够激发女性粉丝的仰慕和欣赏的女性偶像。她们通常自信，强大，甚至有些“坏”，在舞台上展现帅气和自信，多维地打破了传统女性形象。

正是由于这样的形象，对于Lisa参演疯马秀，一部分女性感受到了冒犯和背刺。以“强势”“女性力量”著称的Lisa决定去物化女性的场所表演，她巨大的影响力——Instragram（社交媒体）上亿的关注，使其个人选择迅速演化为一场事件：获得如此成就的女偶像本该展现更强的女性力量，但她还是选择讨好男性凝视。长远来看，这将在象征层面加剧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剥削和性物化，这部分女性从Lisa的选择中嗅到了女性遭遇性剥削的危险。

图片音乐纪录片《#OUTNOW Unlimited: LISA》剧照。

与之相反，另一部分女性则强调尊重个人的选择和权利，同时尊重女性之美与脱衣舞表演的艺术性。如果说女权主义的目标是为了让女性拥有更多自主权，肯定女性价值，扩大女性的行动空间，那么女权主义者理应尊重Lisa的选择。她们从事件中嗅到了女性自我决定性感的快乐。

矛盾的双方陷入日益激烈的交锋，她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指责对方“不够女权”，这么一来，理解成为一种奢望，大家甚至失去了对话的前提。

2019年的疯马秀演出，

我们的女权主义发展在当下网络环境中所展现出的混乱与挣扎，其他国家早有前车之鉴。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内部产生过一次声势浩大的“性论战”，该论战以1982年的“巴纳德会议”为节点，“色情问题”是该会议的焦点之一。在凯瑟琳·A·麦金农与安德里亚·德沃金共同撰写的《反色情制品的民权法案》（1980）中，色情被定义为“在图像或文字中，（包含）图例性且性露骨的女性屈从”。参与论战的双方分别是“性激进派女权主义”（sex radical feminism）与“反色情派支配论女权主义”（dominance feminism）。前者提倡性解放，认为这是女性自由和自主的体现，反对苛责那些享受性感和性爱的女性。后者则坚持性解放实际上在鼓励男性特权的扩张。

Pleasure and Danger，作者: Carole S. Vance，版本: Pandora Press，1993年1月。

巴纳德会议的文集《危险与快乐：迈向性政治》奠定了女权问题内“性激进派”和“反色情派”的争论框架，这些争论在我们当下的网络语境中反复呈现，却未得到整体的认知和反思。比如，在＃MeToo运动中，“谈性色变”的文化环境，使女权主义对“性骚扰”问题的分析与界定的默认前提是“反色情派”立场。这造成了一种不允许对性骚扰的判定进行质疑和反思的环境。[1]还有在关于鉴定“擦边”、“媚男”、“正统女权”等造成割席的争论中，“反色情派”已然成为某种“监禁女权主义”（Carceral feminism），不由分说对展现性感的女性进行扑杀。

然而，与其纠结谁更女权，不如将注意力放在虽被双方忽视却可能实现的合作之上：女性能否通过参与某一传统上压迫女性(性剥削）的行当，从而颠覆这一行当，实现女性空间的扩大？这个问题无法简单作答。不过在面对Lisa疯马秀表演时，我们至少需要思考两个问题：一是脱衣舞表演是否使Lisa或女性整体处于屈从于男性的地位？二是脱衣舞表演是否会对“女性是什么”予以不良的影响？

厌女表演的意义能否改变？

现代意义上的脱衣舞表演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，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：它“是一种通常带有性暗示、勾引与性刺激的舞蹈，舞者会在演出中逐渐褪下衣物”。大多数人会承认，“脱衣舞”引发的是肉欲横陈的想象：性感尤物与炽热的欲望。它和AV一样，虽然也存在服务于女性的AV，但两性受众不成比例的市场，使其很难不被看作是针对女性身体的剥削和物化。然而，在我们对脱衣舞进行一种本质主义式的定义之前，不如以开放的视角考察脱衣舞等色情产业的含义，它们注定厌女吗？其文化意义可能改变吗？若可能，需要什么条件？

《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》，[美]凯瑟琳·麦金农著，曲广娣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10月。

按照麦金农的说法，在色情制